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我的文革编年史（2007） 导演: 徐星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片长: 80分钟 又名: A Chronicle of My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这部长约80分钟的纪录片是由法国电视五台投资拍摄、中国作家徐星编导并亲自剪辑完成。在导演本人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和摄影机的带领下，观众追随着他的脚步去了陕西、青岛、韶山等很多地方，陪着他一起回顾了一遍那些早已逝去的淫雨霏霏的日子。 导演不仅将镜头对准了文革中深受其害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还随机采访了很多普通人，谈及他们对文革的看法，以及当下回望历史时的反思。他的个人经历始终是影片的主线，包括十五六岁时所写的改变了他一生的一封情书。因为这封现在已经无从找到的表达了“反动”思想的情书，他被抓进了公安局。虽然影片并没有在他此后人生观的转变上深入展开，但我们已经大致可以感觉到一个少年在经历了最信任和爱慕者的背叛之后的内心焦灼——梦中的情人把信交给了老师，老师又将他交给了警察。当最后摄影机的镜头缓缓扫过中学时全班的合影，我们看到，那位坐在中央的老师的脸被故意的模糊了。这是一场缺席的审判，无情而有力的鞭挞。 “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徐星 导演介绍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中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失去了歌声的城市》、《我是怎样发疯的》等，戏剧《星期天早晨，在革地……》、《一出戏是怎样完成的》、《国王和马的故事》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出版。其中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法文版于2003年10月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德文版问世后也畅销书肆。 主要影视作品：《五加五》 《我的文革编年史》《罪行摘要》 一封情书引来的牢狱灾 有人说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就是“突破了以往作品中‘权贵的文革’和‘知识分子的文革’，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 1972年，16岁的中学生徐星，给漂亮的女同学颖滔写了生命中第一封情书。这个父母被下放到西北，独自在北京过半流浪儿生活的少年，遭遇过种种世态炎凉。因此，在给颖滔的情书中，他更多的是倾诉这种精神苦闷和对时局的怀疑。单纯的颖滔接到这封未署名的情书，惊慌失措，迫切地需要得到“大人的意见”，她考虑再三将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班主任。岂料这名有着公安经历的中学老师通过笔迹鉴定查找到了情书的作者，徐星旋即被捕入狱。 ———这是作者徐星的真实经历，也是他新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切入点。 上世纪80年代，全聚德烤鸭店职员徐星凭借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轰动中国大陆文坛，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1989年，他接受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4年回大陆定居。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出版，徐星似乎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1994年回国后，徐星主要靠教外国人学中文为生，租住在当年全聚德分给他的地下室里。2001年，这间地下室被窃贼洗劫一空，45岁的徐星突然成为赤贫者，被迫在网上拍卖著作权。这两年他的书陆续在国外和大陆出版，但依然无法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济现状让他无法自己出资拍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由法国电视五台投资拍摄。值得一提的是，法方比徐星更害怕这部片子过于尖锐，担心如果“碰线”，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国赚钱了。这也是徐星始料未及的。 徐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绕不开“文革”。“那段历史对我的影响太大，必定是终身的，它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也是拍摄《我的文革编年史》的缘由。”历时两年，2007年底，这部纪录片完成剪辑。片中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徐星个人的“文革”经历，以一封情书给一个钟情少年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来折射“文革”浩劫对人性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其二是追踪“文革”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故事，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徐星以自述者和寻访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片中。 寻访中，有不少声音对徐星的触动很大。 重庆沙坪坝有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其中却有一座无辜丧生女人的墓碑。她的两个儿子告诉徐星：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在逃难的路上，母亲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心脏，顿时倒下，睁大眼睛痛苦地盯着两个孩子。而此前他们为了表明是逃难的老百姓，还特意穿上了白色的粗布衣裳。哥哥见状赶紧脱下衣服向山上挥舞示意身份，未料却引来了更多的子弹，路边民居里跑出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而今，救人和杀人的都还活着。 在意大利使馆的看片会上，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他曾问过现在的青少年什么是“四人帮”，有说是马恩列斯的，还有说是四大天王的，答案千奇百怪。让徐星在大为惊叹的同时，也深感担忧。也许，这更表明了尽早还原历史、反省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情书被捕后，徐星将深深爱慕的初恋对象颖滔从脑海中“删除”了。30多年后，为拍这部纪录片，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回北京。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当年老师的举动也出乎颖滔的意料，她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悔恨却无能为力。机场告别时，这位消瘦的女子不住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这是片中惟一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并表示歉意的受访者，在拍片过程中，徐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影片中通过受访者追忆了这件惨案，卞仲耘的丈夫面对镜头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人感到窒息。他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尸体。孩子们将母亲的灵堂装在一个柜子里，没人的时候才敢打开柜门哭泣。而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 而徐星本人，也试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年那位告发他的班主任，不过并没有结果。“我一点不恨那个老师了，我只想找到他见个面。他当年也是为了自保，他的行为没有让我失去生命。而那么多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据《凤凰周刊》张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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