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庄（2005）

东庄，是一个绝大多数京城原住民闻所未闻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偏僻，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北靠陶然亭公园，属于市中心的范围。

《东庄》 

导演：未知

片长：24分钟

出品年代：2005年

东庄，是一个绝大多数京城原住民闻所未闻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偏僻，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北靠陶然亭公园，属于市中心的范围。从公园的东门出去，就是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办公室与国务院信访局。全国各地的来京上访者聚居于此，甚至形成了一个村落。

东庄里的生与死

——记录片《东庄》观后

“北京东庄，一个绝大多数北京原驻民都闻所未闻的地方，实际上它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属于市中心的范围。离它不远，就是国家信访局与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们，就聚居在这里。……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九岁，最大的，已有九十高龄。”在朋友楚望台拍摄的记录片《东庄》的开头，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生活的周围还有东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不光是我，恐怕很多地道的北京人也是如此。

尽管以前也曾听说过有关上访者和上访村的故事，但除了在心中掠过一丝难过以外，我也没法说什么，因为在那时的脑海里，“他们”是外在于“我们”的。“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就像是空间里的不同平面，尽管名义上是在同一个场域当中，但始终处在平行的状态，从来不曾有过一星半点的交集。“我们”能做的，只是隔着“道义”这块无形的玻璃，悲天悯人地宣泄一下我们的同情，证明我们的良知仍然在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越出自己的平面，看看这些“无名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被扼住了喉咙的“他们”，则更无法发出丝毫的声音，哪怕是遭到无端殴打时从牙缝中飘出的一丝轻轻地呻吟。楚望台的努力就像一把剃刀般揭开了“他们”的疮疤，将疤痕内部血淋淋的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他不动声色的镜头中我们知道，东庄不是一个正式建制的村庄，它没有自己的村政府，甚至可能连村民自发组织的自治机构都没有，你根本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到它，因为它只是从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名来京上访者聚集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在偏远的郊区，而是在繁华闹市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之下，成为北京城一道挥之不去的伤疤。

村子里的人们从来无福消受过北京市民的待遇，他们只是这个城市里可憎的寄居者、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要限制进城的外来人口而已。这种城中之村并不是北京的发明，十八世纪的巴黎有供“波西米亚”人居住的拉丁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纽约同样有流浪艺术家与行吟诗人乐于聚居的格林威治村，这些与城市的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地带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岛，暂时为失去保护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可资容身的角落，同时寄存他们流亡了的身体与话语。流亡，是文学和哲学咏叹的永恒话题。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它是一种救赎的方式，弑父娶母的俄底浦斯和弑母复仇的俄瑞斯忒斯都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流亡的道路，他们的罪孽在不断的流亡中得到洗刷；而在安土重迁的中国，流亡是对视之重于生命的家园的忍无可忍，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中国人是不愿意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这方土地的。

虽然这两种流亡都是对现实的恶行的不堪承负，不同的是，前者不能承负的是自己的恶，而后者则是对他人加诸自身的恶行的不能忍受。就像片中那个哭诉的女士说的那样：“因为我现在回到省里，已经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其实，尝遍了人间苦难的她已经轻描淡写了自己的苦难，她在家乡失去的不仅是“说话”的权利，而更是自己的人身自由——因为被劫访者从北京劫持回地方之后，她就被有关部门劳教了，“再告就判刑”！在这种境况下，流亡意味着还有一丝生机，而留在自己的家园则必死无疑。

楚望台是在春节的盛世大联欢以后“偶然”来到这个闹市中的陌生世界的，他通过一张“上访公民联合名单”告诉我们，春节期间仍逗留在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多半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以上，最长的已经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这是一段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很多的时间，它足以把一个陌生的地方变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把一段辛酸的流亡兑换为另一种安置。

“他们”虽然年复一年的聚居在一起，却不是老乡。他们操着各种方言或者混杂着乡音的普通话相互交流，更多的时候，用来哭诉。这种哭诉表达的，除了自己无端遭受的冤屈，更多的是个人面对国家机器时的无力感与恐惧感。这在他的拍摄过程中，可以不时被感受到。当他走进上访者租住的栖身之处时，发现狭窄的小屋没有窗户，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着二十余人。房间里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几张破木板就是一个大通铺，最上面的一层几乎顶到天花板。房顶的瓦已经开始脱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这样的屋子每天的租金是三到五元，虽然环境恶劣得不适合居住，但在房价近乎天文数字的二环，有这样的低价房租住已经是很幸运了，因为还有更多连这样的房子都租不起的上访者，只能被迫日复一日地露宿街头。“像冰窖一样寒冷”的盛世大联欢之夜，往往是“他们”殒命的年关。“他们”不是乞丐，却活得比乞丐更加艰难，因为即使是乞丐也可以通过乞讨活命，而“他们”则只能靠收拾破烂为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来“讨公道的，不是要饭的，北京外国人多，要维护首都形象”。一般而言，每天的拾破烂仅能勉强凑得一天的房租，至于吃饭，就只能指望菜市场里被扔弃的烂菜叶，“用水煮一下，就是十几个人的一顿饭”，“锅也是拣的，就是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刷干净了就能煮菜吃。”

上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围绕不同的上访目的，可供申诉的部门多达十几个。除了这些足以凑成一条足球队的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外，比较常见的是“有诉不理”。这是我从一位上访者口中听到的新法律名词，在《辞海》中查不到的。上访者往往由于这道无形的屏障而不得不陷入没有期限的等待，或者十天、半个月，或者五个月、半年。当然，这些比起截访来就显得斯文多了——截访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地方官员为了粉饰自己的政绩、阻止上访者“败坏”他们的政治形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花费巨额代价从地方派出常驻北京的截访人员。上访者要想抵达申诉部门，必须在两公里的路程上成功穿越浩浩荡荡的截访车队。不过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信访局处在一条死胡同里，截访的警车只要赌住了胡同口，就赌住了上访者的必经之路，也赌住了他们“通天”的唯一希望。如果上访者试图勉强通过，那么结果往往只有一个：被拳打脚踢之后，再被强行遣送回原籍。回到了家乡后，等待着他们的，除了“光明正大”的劳动教养外，还有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黑社会组织的“问候”。相对于劳动教养而言，黑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恐惧的要大得多，因为前者毕竟要讲一定程度的规则，而后者则就没有这种“法制”观念了，宪法规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方却无法挡住随时可能的破门而入，“冲进俺们屋里，说打就打，一个礼拜上俺们家平三回，把孩子大人打得遍体鳞伤”。

那些劫后余生的上访者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这对他们而言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等待他们的，比被劫持回家的上访者好不了多少。像牲口一样挤在一间破房里，或者露宿街头起码还能享有最低限度的安身立命，但即使是这样的安宁也是一种奢侈。因为胆战心惊的他们必须时时提防被收容、遣返、送精神病院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悬在头上、随时可能加身的手铐与脚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定地选择留在北京，坚持等到自己的冤屈被昭雪的那一天。他们相信，他们的遭遇仅仅是地方官员的腐败造成的，党中央所在的北京城迟早会给他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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