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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时代底层劳动者影像，揭秘史上最快城市化真相！ 《民工潮40年》四集系列片： 第一集：潮起：“世界工厂”扛鼎者（已更新） 第二集：潮涌：“基建狂魔”主力军（已更新） 第三集：潮落：城镇化大棋局的弃子（已更新） 第四集：后浪：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已更新）
潮起：“世界工厂”扛鼎者 | 民工潮40年（一）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从1978年城镇化率不足18%，到2020年接近64%，目前中国有9亿人常住城镇。其中2.9亿农民工。 曾经用小推车帮中共打下江山的农民，如今又胼手胝足，创造了“制造业大国”和“基建狂魔”的奇迹。 可是，为什么城市建设者无法分享城镇化红利？ 感谢当年的影视剧和纪录片，为大迁徙时代里努力活着的小人物留下影像，让我们从他们的视角，重新检视中国40年城镇化道路。 潮起：“世界工厂”扛鼎者 “高加林，刘巧珍，我让你过星期天。” 1984年，电影《人生》引起轰动。高加林，这个集傲气、才气于一身陕北农村青年，不甘心当农民，一心向往诗和远方。 “我一定要到这里（城里）来。我有知识，有文化，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 为了进城，他甚至抛弃了未婚妻刘巧珍。 “巧珍，我可能要调到几千路以外的地方去工作了，咱们...” 但命运弄人，“高加林那小子完蛋了，地区的调查小组下来了，调查他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是我写信揭发的。” 他最终被踢回农村，失去了工作，也错过了巧珍。 有人说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都是底层青年追求平等机会，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们要抗争的，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有着巨大能量的等级制度。 现在回看《人生》，人们仍惊叹它的预见性。高加林的突围虽然失败，但他所处的时空，中国数千年的乡土社会正在解体，人口流动的闸门马上就要打开。 1978-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巨大的劳动力。 商品经济活跃起来。高加林这样的人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开始尝试作短期的和短距离的迁移。 1984年1月起，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85 年，开始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发放暂住证，使他们的长期居住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系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中小城镇打工，尽管户籍还死死地钉在原地。这一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80年代初的不足 200 万人骤增到 1987 年的 2479 万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扩张期。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吸引大量港台投资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订单不断。而中国内陆地区，农业生产收益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谋求离开土地，为沿海提供了几乎完全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1989年，南下珠三角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形成了第一次民工潮。 1991年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外来妹》，是最早反映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也是第一部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编导没有把六个湖南穷山沟姑娘到广东港资公司打工的故事，拍成多金男主爱上灰姑娘的玛丽苏剧，而表现出时代变革对个体的撕裂，商业社会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你想讲情义，那机器不跟你讲；老板讲情义，那市场行情能跟他讲吗？” 大浪淘沙，外来妹们在磨难中成长，她们选择的道路基本代表了外来妹的几种典型归宿：赵小云因为有文化和管理才能，屡获提拔，后来成为乡镇玩具厂厂长；原想回到山里结婚再也不外出打工的凤珍，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她又带了一帮小姐妹去南方打工；“靓女”因工伤致残而回到了山里；玉兰与当地小食店的老板福生结了婚；秀英堕落为失足女... 民工潮给城市带来包括就业、公共设施、治安方面的许多社会问题，一系列抑制劳动力盲目外出的全国性规定和措施相继出台，宛如回归计划经济时期对“盲流”的控制。 “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盲流！你听听，离流氓不远了。” 每年的春运潮就是这种侯鸟人口回乡的“磅薄气象”。 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2008年的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导演范立欣用三年时间，跟拍四川广安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 “九几年的时候还是经济有点困难，琴琴才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当时也不想走，没得法的情况下走的。” “其实我都希望琴琴和阳阳努力地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毫无怨言。” “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就好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16年来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女儿张琴激烈叛逆， “你们根本就无心带我们，你们只是有心在那儿说。” “你只认得到钱。” “我只认得到钱，我认钱不认人。” 她弃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 “打工是辛苦，但比学校里好一点。” 陈素琴下决心，停止打工，返乡照顾老母与幼子，可又放心不下丈夫。 “其实我还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外头挣钱一家人来用，但又担心孩子学习不好。又怕你在外头累到了，只能选择一样。” 撕裂的家庭，残忍的选择。本该最亲近的人，就这么完美地错过。这种伤痛，没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 《归途列车》获得了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 " 伊文思奖 " 和第 33 届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也正是在此时，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被世界注意到。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揭晓年度人物，“中国工人”成为唯一上榜群体，照片上是一群来自深圳市宝安区一家LED企业的打工妹，朴实无华。《时代》将中国经济“保八”，引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功劳归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 世界舆论的赞誉背后，是辛酸的事实。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打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的加工贸易利润率仅有5%左右。而与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如影随形的，是“血汗工厂”的骂名。 “２００７年，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名声，被媒体传播开来。英国《星期日电讯》曝光富士康女工待遇，富士康龙华工厂有２０万员工，每天工作１５个小时，每月工资仅２７英镑。” (《富士康：从血汗工厂到灯塔工厂》) ２０１０年短短一年内，富士康发生１４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老板郭台铭一周之内两度加薪，继而宣布将工厂大规模迁往内陆其他省份。 然而，从2013年到2018年，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总是隔三岔五地会登上头版头条。 “我本以为我们农村嘛，素质还是比较低下的，我来富士康才知道，这才是社会最底层。” 富士康在非议声中，完成了从血汗工厂到灯塔工厂的华丽转身，成为世界制造业航母。 回顾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的２０多年，尽管农民工的流动获得了合法性，但是依然被贴上了“盲流”的标签，农民工被困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中，成为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的“二等公民”，被歧视，被驱逐，被剥夺。
潮涌：“基建狂魔”主力军|民工潮40年（二） 自90年代起，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成潮涌之势，年增幅多在1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20%。农民工成为中国狂飚突进的房地产业、铁公基建设和采矿业的绝对主力，用血汗，甚至生命，成就中国粗放而又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但他们自己，不仅长期忍受高强度，低工资，无福利，与亲人分离的生活，还时常遭遇欠薪，被强征土地，受矿难和职业病威胁... “发展才是硬道理”，当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被奉为国策，自然会导致从政府到社会，疯狂追求经济数字增长。“以城市为核心，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中国城市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产业资本扩张最快的舞台，城乡收入差距一再扩大，形成巨大势能，把农村精壮劳力虹吸到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冲垮了一向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中国。自90年代起，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成潮涌之势，年增幅多在1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20%。 现在回头看，这些年是谁得到了“发展”的成果？这些抛家舍业的民工，有没有如愿过上想要的生活？他们付出的代价值得吗？或者，农民工本身就只是“发展”的代价？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粗放而又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由沿海到内地，千篇一律的造城运动，房地产业狂飚突进，在建筑行业里，农民工占八成以上，长期忍受高强度，低工资，无福利，与亲人分离的生活。更有甚者，在层层分包的生产体制下，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对其他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建筑工人抗议不断。讨薪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那时影视剧的表现非常大胆。 管虎导演的32集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真实记录一群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九死一生的讨薪历程。马少骅，陶泽如，孙松，黄渤等几个主演的表演集体炸裂，全程大汗淋漓，紧张胶着。为了追讨微薄的血汗钱，他们被殴打，被驱赶，被蒙蔽，被拘禁，被骗到黑砖窑，被逼疯... 管虎成功还原了世纪之交独特的社会气息，和农民工群体压抑的心理与无望的挣扎。这部剧在2005年播出时火到不行，豆瓣上看过的一致好评，有人说这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 除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外，长时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威胁着矿工的健康。尘肺病，中国头号职业病，占所有职业病的八成以上。保守估计，目前中国累计尘肺病患者有600万，其中九成是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极其痛苦，很多人无法呼吸，最终被活活憋死，病死率高达22%，平均寿命不超过48岁。 农民工挖出的煤，点亮城市；而他们的肺，成为中国工业化文明进程的献祭。 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警醒世人，将中国劳工的尘肺病问题暴露于公众视野内。2011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离开媒体后，创办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的《矿民、马夫、尘肺病》，跟拍尘肺病人赵品凤生命的最后八年。 赵品凤的死很意外，在一次整晚的停电之后，制氧机无法运作、救护医疗迟迟未到，他就这样走了。 这部纪录片在2020年春天，通过半个多月的私下传播，意外走红，登顶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榜首。蒋能杰做独立纪录片导演已有十多年，他希望，将来我们回望今天社会的高速发展，不应该忘记这些群体做出的牺牲，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些资料。 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北京人看全国人民都是下级，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广州人认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北方人。”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一直伴随着地域歧视的口水战。 管虎导演的43集电视连续剧《生活在他乡》，是一部上海底层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共生的年代剧。对外地人而言，比城里人的白眼更要命的，是制度的壁垒。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外地人，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格尊严，连买房都要多交保证金。 电视剧里从1999年到2010年的上海，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分享城市化红利，反而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剧情在2008年这片弄堂被拆迁后戛然而止，安上一个大家喜迎奥运，在弄堂最后一次大合影的结局。电视剧没有说的是，拆迁之后，这些外乡人和本地人的命运，会更加极化，走向不同的方向。本地人拿到了拆迁款，搬进新的商品房，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而这些底层外地人仍然是城市的边缘群体，继续漂泊。分化的关键，就是户口。 1958年的户籍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整体地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下等国民。改革开放虽然打开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但农民被户籍限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改变。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3%、和45%左右，二者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中国约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仍无法享受与城镇户籍挂钩的20多项福利，包括个人权利、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方方面面。 为什么户籍改革如此迟缓？2021年3月，常驻北京的《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DexterRoberts)在他的新书《低端中国》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共如何用“户口”控制和利用农民，把他们当成永远的外来者和二等公民。可以说，“农民工”这种独特的身份制度，是政府、工厂老板、城市精英和地方势力，为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合谋打造的。 可是，社会不公导致的畸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结构， 如果中国农民工和农民不能成为健全的中产阶级，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无力也无意消费，内循环的蛋糕能做多大？
潮落：城镇化大棋局的弃子 | 民工潮40年（3） 在强权式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一亿人口落户城镇 的目标提前完成...如果说这是一盘大棋，农民工就是棋局上的弃子，每条国策都暗藏杀机：用户口筛选精英，用居住证 登记和细分流动人口，捣毁城市棚户区 和城中村，清理”低端人口”，就近城镇化，返乡创业，拆村造城...农民工就是大城市用完即弃的耗材，他们能去哪儿呢？ 有潮起，就会有潮落。“世界工厂”、“基建狂魔”的热潮，也有慢下来的时候。 最近，抖音上一个名为“主拍东莞打工生活”的频道火了。 近千条短视频，大多是几秒钟的厂房空镜头，却吸粉30万，主要是爱怀旧的“80后”。他们曾在2000年前后到东莞，在此停留过3-10年——那是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的青春年华。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青春不在，东莞也安静了。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通常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2007年间。 2004年春节前后，从珠三角开始，中国出现了“20年来首次全国性民工荒”。彼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供过于求。与“就业难”并存的“民工荒”，本质上是“基本权益荒”。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建基于低成本优势，农民工被压榨得太狠，当他们发现，外出打工得不偿失时，春节返乡之后自然不再外出了。 而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的“民工荒”，本质上是“技术荒”。随着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世界工厂”荣景不再。中国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将大批没有专业知识的农民工挤向价值链条的低端。 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在持续涌动十几年后，慢了下来。成千上万农民工留在城市，万一经济滑坡，社会波动，将会成为最不稳定的游民群。顶层首先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从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7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再到12月的《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中国政府提出“三个一亿人"的目标：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如果说这是一盘大棋，农民工就是棋局上的弃子，每条国策都暗藏杀机。 首先，用户口筛选精英。 自2017年初起，步入老龄化时代的一二三四线城市为了搞活经济，托底楼市，相继掀起“抢人大战”，吸引学历型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落户。 “2021年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阶段已于5月14日20时结束，今年共有130，111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但是，城分四级，人分九等，京沪等中国户籍门槛最为森严的城市，采用最严苛的积分落户制，仅对顶尖人才开放。 但能通过积分落户北京的只有6000人，占申请人数的4.6%。 其次，用居住证登记和细分流动人口。 介于户口本和暂住证之间的居住证，相当于给自己国土上的技术移民发“绿卡”。城市的运转，需要各层次的劳动力。政府通过居住证，给用得着的农民工与本地人相同的公共服务。可为什么农民工却如此纠结？ 正规的，郑州人了。 叫我一个农村户口变城市户口，我第一个不愿意，为啥不愿意呢？。。。你的一亩三分地没了。 你住哪里，你做什么，你最起码可以养活自己吧。给你个户口，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说你去干嘛？。。。你还得存一部分钱，好多事这东西。最主要还是生活压力。 在郑州枣庄卖包子的黄志伟，全家从早忙到晚，3毛钱一个的包子，每天卖3000个，只能赚80多块钱。 黄志伟虽然急需居住证的福利解决母亲看病手术，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但办居住证需要缴纳一半收入作为养老金，支付各种保险，让他望而却步。 趁现在的年龄要拼搏，多挣点钱嘛。 即便办了居住证，也需要每年签注一次，并没有永久居留的权利。一旦失业，外来人口还是随时可能被踢回原籍，或被赶到更偏远的地方。 第三，拆迁城中村。 号称“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计划”的城市改造，涉及100多个城市中3000多个城中村、一亿多居民居住的棚户区。这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日本NHK的纪录片《漂泊无归的一亿人》，留下了河南郑州枣庄和关虎屯两个城中村最后的影像。 政府一下子叫你搬走，你不搬，睡大街去。 我们也在为城市发展出过力，现在政府不让出力了，给拆了。 一个村住十来万（外来务工人员），开玩笑，那拆了人往哪走，没地方啊。 只给7天时间搬迁，要甩货、找新商铺、新住房都不容易。尤其是几万人同时搬，周边房价水涨船高。卖床上用品的李民先生几日奔波后，终于找到了新店铺，不过只签了一个月的合约，因为铺面费是原来的一倍，他根本赚不了钱。 改造是有好处，但是他们为咱外来务工人员想过没有？ 拆迁摧毁了农民工在城市里仅有的廉价生存环境。几万人聚居了20年的地方，就这样化为乌有。一时找不到新住所的人们，大量露宿街头。 我之前住城中村，但现在被扒了，你住哪儿啊？ 第四，清理”低端人口”。 2017年11月，在北京大兴区廉价群租公寓的一场火灾之后，市政府以整顿市容和加强安全措施为名，在隆冬时节将几十万在京打工的低收入农民工家庭赶到大街上。 “就是不让住，天天晚上夜查，晚上8点” 其实北京市政府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以驱赶低端人口为目标的人口调控。比如： ● “以业控人”：将城市内的服装、建材、小商品批发市场等低端产业迁出城区，以带走相关低端就业人群； ● 大范围排查居住证； ● 打击群租、拆除违建； ● 提高公共交通、水、电价格等：用城市生活成本门槛，挤走低收入人群。 大兴火灾助攻了早有的既定方针，官员们匆匆忙忙找出了25395处安全隐患，进行为期40天的大规模拆房和驱逐行动，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流离失所。 “我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就算让我们搬，让我们回去，可以啊，给我们两天时间啊 ” “2008年北京欢迎你，到现在2017年北京讨厌你，把你们轰走。” 农民工只是大城市用完即弃的耗材，他们能去哪儿呢？ “上哪去？只能在这等死呢。。” 中国政府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力图将一亿农民迁居中小城镇，变成都市消费者，以此作为经济增长起爆剂。 但是，被大城市赶出来的农民工想回乡就地城镇化，谈何容易？ 2016年， NHK纪录片《一亿农民大迁移 ～城镇化浪潮中漂泊的农民工》将镜头对准被官媒称为“完美诠释了郑州城改历程”的陈砦地区。 彻底不干，没法干了。 辛苦打拼30年的小饭店老板项庆党离开郑州陈砦后，回到故乡，等待他的是农村的严酷现实。 他出生长大的家，已破烂不堪，不翻修没法住人。 这就是老家 本想让女儿读书的小学已经关闭，因为农村儿童都随父母离村进城了。 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愿。 老项到临近的许昌市寻找重新开业的店面。 一个月多少钱？ 八千。 房租几乎是陈砦的三倍，要投资三十万。而且周围停业的餐厅和空置的店铺也让老项不安。 环境非常好，就是居民太少了。我觉得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赔大钱。 真是城里留不下，乡下回不去。 2018年，李克强又祭出高招，动员农民工“返乡创业”，酷似上世纪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每年9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断下岗的工人，以及失地农民的交叉重压之下，乡村成了最后的就业“蓄水池”。截止2020年底，有1900多万返乡留乡人员就地就近就业。 百度上各种‘励志鸡汤’，‘政策利好’，或‘创业秘笈’比比皆是，还有各种创业网红现身说法，但B站上却盛行劝退视频。 6万块钱，俩月30天，一天赔一千块钱，这就是创业。上班一天才挣100多块钱。所以说大家创业一定要谨慎。 除了又赶又哄，让大城市农民工返乡，“就地城镇化”的另一面是，把附近农民赶进城。这就是近年来山东、河北、江苏、重庆等20多个省市出现的“拆村造城运动”。各地政府将农民赶上楼，攫取农民的农村建设用地，以此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获取巨额的土地收益，实为“圈地运动”。 2021年5月，导演张金隆发布纪录片《何以为家：沉默》，讲述2020年7月山东“合村并居”拆迁之后村民的处境，很快被全网沉默，他本人被约谈。 才住几年啊，说扒，哐哐哐就给撂了。 老头91岁了，没地方住。。。跟要饭的，逃难的似的。 问嘛嘛 不给说，俺问俺这房给多少钱，也不说，光叫签字，呼呼愣愣的。 把房给拆了，住没处住去，等那楼呢，要的钱多，俺上拿弄钱去？俺上哪住去？俺这地怎么种？来回跑吗？十来里地。 没拆迁的时候说谁的宅子归谁，等把房推倒以后，说啥都晚了，归公了，宅基证作废，交钱白交。。。 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历史，先有产业兴起，吸附大量人口，再有城市的发展与兴盛。人在自由迁徙中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建城镇，再用行政手段往里面填充人口，搞得天怒人怨。 这是个嘛党，净糟践人！。。。 在强权式的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一亿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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