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之家》导演卢盈良在作品中记录家庭，却无法逃避自己内心的纠结。（摄影／苏威铭）

导演卢盈良以记录自己家庭的纪录片《神人之家》源自卢盈良母亲想拍遗照的一句话而萌芽，也因为想帮哥哥赚钱的实际需求而启动，最后却让原本疏离的一家人，重新凝聚并完整了一个家，完成了或许只有神明才写得出的人生剧本。电影导演以自己最熟悉亲近的家庭作为拍摄题材，在全球影坛相当常见，但卢盈良《神人之家》的拍摄，始于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成员：他那可以通灵的哥哥阿志。

卢盈良哥哥的天赋异禀，对这个家庭既像祝福又像诅咒。卢盈良小学四年级时，大他两岁的哥哥阿志发现自己能够与神明沟通，从此，小小年纪就成为“神职人员”，但对原本就沉迷各式赌博的爸爸来说，大儿子接收的神谕所象徵的不外乎明牌。从卢盈良小时候，全家便因赌债而不断搬家跑路，他因此不太有机会跟其他家庭小朋友一同成长。当他意识到哥哥可以跟神明沟通时，已经有人开始来家裡问事了。

原先，他只觉得好酷好帅，但渐渐家裡变得複杂，每天晚上顶楼神明厅都有问事喧哗，有人忽然失控又被抑制下来，就像电影中的驱魔场景，也有原本不良于行的，当场又能走路了。但再后来，愈来愈多的人都是来问明牌的。

邻里涌入家裡问通灵哥哥明牌，他跑出去混帮派

哥哥小学六年级时，在梦中接收到玄天上帝对他的“召唤”，家人半信半疑，而当神明开了一次大家乐明牌“大显神威”后，父亲以为从此要富贵了。哥哥从12岁开始，就成了为信众办事的神童，再也没有童年，却没想到神明示现明牌的恩赐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真正被考验到的其实是信徒的人性。

卢盈良的爸爸跟邻里叔伯们，每天在神明厅泡茶，聊大家乐的明牌。卢盈良渐渐不那麽喜欢家裡氛围，甚至觉得有点丢脸，不想跟外人说起哥哥会通灵，怕人家来问明牌，也怕哥哥被贴上神棍敛财的标籤。而当所有人的注意都放在哥哥身上，却没发现原本家中最会读书、功课最好的他，国中开始了吸毒混帮派。

那时安非他命刚出来，几乎没有管制。卢盈良因个头小却打架勇猛不怕死，被称为小辣椒、小钢炮，完全就是当时电影《少年吔，安啦！》中颜正国所饰演的那般逞凶斗狠的吸安少年模样：“在我们村子裡人家看到我都怕，因为每天打架，学校老师也不敢管。还去打人家议员儿子，（我）被修理得很惨。本来在升学班，后来被分到放牛班，去了谁都不认识，也是每天被打，不然就是逃学，不想去学校也不想回家，因为回家家裡没有温暖。”

“爸妈为了生活从早就出去卖早餐，晚上就是忙神明的事。他们知道我已经很夸张了，但我觉得我爸妈也不知道怎麽去做一个好的父母亲，他们为了生活也无能为力。那时我也不知道怎麽去面对自己的不安和愤怒，就会找任何藉口跟家裡拿钱，去窝在（赌博电动玩具场）台子间，常被我爸抓回去打，他打人很凶残，失手会打到残废那种，我妈都需要出来解救。”

“母亲想拍遗照”，是23年后浪子回家的理由

当年的小混混成为如今的导演，其实始于一个逃离家庭的衝动。

卢盈良国中毕业时，跟妈妈骗钱说要报名考高中、高职、专科，虽然钱拿去打电玩花光了，最后仍良心发现去报了高职，跑去嘉义考试，考上了省立华南高商，吊车尾进了广告设计科。他说，当时不知那是学什麽的，反正省立的就好，私立肯定念不起。就读后他开始学画，发现自己原来有点画画天分，画一个石膏像，可以3、4堂课就坐在那边，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也慢慢安定下来。

16岁时，他开始去MTV打工，负责美工手绘POP，在MTV小小的放片室裡，他萌发了电影梦：

“有个放片DJ很爱喝酒，常常问我要不要贴他的班（临时代班）。因为想赚钱又不想回家，就去贴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放VHS，放片DJ室得监看每一间的播出画面，就一直跟著看，觉得电影好酷喔，开始萌发想要拍电影的想法。我也知道高职毕业留在嘉义没有办法做这些事，一直想离开，无法在那环境继续待下去，因为看不到未来。这样讲可能很现实，但我并不想成为家裡某一个人那个样子。”

想要去外面过自己的生活，即便没有远大的目标，就想著或许可以拍片，18岁那年，卢盈良一个人到了台北。

和妈妈说想去台北，卢盈良记得妈妈一面炒菜一面说：“好啊，你有本事你就去啊。”次日早上，爸妈3、4点出门，他就自己整理行李，坐野鸡车北上，在台北车站睡了一天，翻了报纸，找到三重一间顶楼天台的小房间，接著找到一间制作公司，从摄影助理、场务，傻傻地开始干，在片厂师徒制度裡每天被骂得如同猪狗，就这样开始接触了影视制作圈子。

当时的他，绝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拿著摄影机回到当初逃离的家裡。这过程，花了23年。

《神人之家》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计划拍摄的作品，而是一个浪子回家的理由和拿出摄影机的藉口。有一天卢盈良的妈妈忽然打电话给他，说想拍遗照。卢盈良说：“我妈会这样跟我讲，表示这件事她很在意。我阿嬷走的时候没有遗照，是请人家来画的，很丑，我妈说她不要这样，死都不想这样。那时候我也没有答应她，可是不知道为什麽她跟我讲这事情时，我很有感觉，而且有点难过。可能是年纪到了，还是有些东西累积在自己的心裡面，突然就被她这件事触发了，我身为一个儿子，至少要回去带她去拍照。”

“那时看人家国内外纪录片裡这样的家庭议题很多，也想拍一些home video家庭影片素材留念。另外一点是我很怕回去没事干，就跟大家杵在那边，而且我们家人很容易吵架，如果我带摄影机回去，还可以躲在后面找一点事给自己做，不至于跟他们一直在那边大眼瞪小眼。”

时间冻结、困境未解，开始拍短片筹钱帮哥哥

回到故乡，卢盈良记录自己哥哥（右）和姪子（左）为生活操烦的真实面貌。（剧照提供／传影互动）

18岁离家后，卢盈良便与家中疏离，直到41岁拿著摄影机回家拍摄，才有机会好好看看家人的模样，看看他们的生活在这段期间经历了什麽。但他却发现跟当初离开时没什麽改变，父亲依然沉迷签赌，哥哥依然辛苦地谋生，妈妈依然为丈夫与儿子操烦，神明的庇佑似乎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福分。

卢盈良哥哥的通灵，让许多信众30年来不断回来求助，从躲过劫难到求子成功等佳话频传，但讽刺的是，既无法让自己父亲逢赌必赢，也无法保证家裡田地丰收。那时，哥哥种青椒种不好，想要转型种小番茄，花很多钱，家中费用更是捉襟见肘，妈妈私下问他可不可以帮帮哥哥。

“大概要8、9万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数目，我自己也没有钱，但我也想帮我哥。其实我哥真的很拚，从一大早天没亮就出门工作，傍晚才回来，他也不会抱怨，他只想要好好地靠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生活，改变他儿子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试图想要做一个好父亲，但不知道该怎麽做。我觉得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

为了帮哥哥，卢盈良把已拍的一些素材剪成15分钟短片《阿志》，拿去提案给新北市纪录片奖徵件，该片得了2018年的优选影片和1万美元的奖助，开启为了赚奖金而一路参赛的旅程。他把奖金分给哥哥，哥哥也很开心，家裡因为他的拍片，除了得到实质奖助之外，更在生老病死之外有了一些快乐正向的东西可以分享。家人的关係和家中的氛围，竟也慢慢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神人之家》片中结实纍纍的小番茄田，是卢盈良的哥哥在挫败后终于收穫的成果。（剧照提供／传影互动）

冥冥之中一股力量催生纪录长片

卢盈良一直没有认真思考把家中素材拍成电影，却在各种因缘俱足之下，被各界的奖助和评审的期望推上了作者之路，“好像一路都是别人鼓励做出来的，而不是自己想做的。”最难以解释的老天安排，出现在2019年的金马创投。当时义大利、台湾籍监制陈玺文建议他将《阿志》发展出的纪录长片《神人之家》试著报名金马创投的WIP（Work In Progress）单元，他赶在最后期限前送件后，开始出现戏剧性发展。

金马创投原本通知没入选，他平静以对，心想都是命中注定，没想到次日陈玺文打给他，说金马创投通知因前一组资格有问题，《神人之家》以备选第一组递补而入选。接著在金马创投颁奖典礼上，因WIP单元只有一个奖项，他不抱任何期待，后来果然由柯贞年的《无声》获得。他原以为“可以喝酒了”，没想到台上竟继续宣布，那年评审决定多颁一个奖给纪录片，他就这样获得了2019金马创投会议“WIP文策院原创奖”。那是他头一次感觉，彷彿冥冥之中真有什麽力量在推动著他拍出这部片。

卢盈良以前对哥哥有很多的不谅解，直到回家拍摄，才透过镜头以另一种角度理解了哥哥。

“以前我会觉得我哥就什麽都不做，跟我爸一样，每天都待在家就是喝酒，工作也都做不长久。我哥因为喝酒，还出车祸伤到一隻膝盖，后来连那些粗工都没办法做，就跟我爸妈一样去弄早餐车，四处摆摊子，或是路边卖凤梨，有一餐没一餐。我哥有几次跟我说其实他很羡慕我可以一走了之，说他也想走，但办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不知道出去外面能怎麽生活，也放不下我父母亲，因为我已经走了，都是他在照顾。他也觉得，爸妈把脑袋才华那些好的基因都生给我了，他没有我这种可以去做其他事的本事。”

创作者与家人身分间的拉扯与矛盾

卢盈良（右起）在《神人之家》中拍摄母亲和父亲的日常生活互动。（剧照提供／传影互动）

身为一个创作者，拿著摄影机拍摄自己家人或许不堪的真实那一面，成为作品拿出来给众人看，其实心裡最过不去的那个人是卢盈良自己。从拍摄、得奖到如今即将上映，他一直觉得自己以一个创作者身分在猎奇或消费自己家裡的故事，觉得自己非常自私。

“我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而且愈发强烈，尤其在我很幸运地拿了一些奖项之后。因为我发现这些什麽好的头衔啦，什麽最佳纪录片啦，百万首奖啦，都到我身上来了。我都在接受你们的访问，去映后QA，好像很厉害，可是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而且觉得有点痛苦。因为我爸我妈我哥的生活，其实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怎样去消弭觉得自己自私的念头。”

当时哥哥第一次转种小番茄却淹水惨赔，让卢盈良狠狠地看清了自己作为一个拍摄家人的作者竟有多冷血。

“第一次他问神明说是否要种小番茄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会出事，因为我看过太多他的例子，就是想做什麽都做不好，我还兴冲冲地想验证一定会出什麽事，然后失败。我哥从不会打电话给我，那天凌晨大概6点我在睡觉时他打来，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我就把通话录下来，他说小番茄都淹掉了。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点残忍，一方面心想‘我就知道’，一方面又觉得我怎麽可以这样想，他已经很难过了，我是人家的弟弟，我还要录下来当作素材，我到底怎麽回事啊？”

更大的纠结是来自于拍摄他自己带妈妈去看海。片中一个拍摄妈妈晾衣服的镜头，是他头一次听她说出“从来没有去过海边”。嘉义民雄其实离海不远，从民雄到东石不过30公里，看海这种不用大富大贵才能做得到的平凡愿望，对妈妈来说竟是奢求。“后来我发现很多妈妈都没看过海，我回嘉义放映之后，很多学姊或同学说他们家裡的妈妈也都这样，一辈子就被关在家裡。我妈也是她要开始思考死亡才会想到这件事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遗憾，但在拍那场当下我觉得是一个遗憾，我开始对我妈有一些补偿的心态，想要帮她圆一些她想做的事情。”

这个“带妈妈去看海”的念头，将卢盈良身为作者与身为家人的身分拉扯推上了最高点。以纪录片伦理的角度，怎麽可以去拍摄一个明显是设计安排的镜头呢？他跟团队讨论很久，到底要不要拍：

“那是身为人子的慾望？还是身为作者的慾望？说实话我已经分不清楚了。我知道带妈妈去看海这件事，我势必是会做的，但团队的人知道我很矛盾、很拉扯。他们问我为什麽想拍？又为什麽不想拍？如果回到初衷是想留下一些家庭纪念的话，那就算今天没有做成这个案子，我还是会拍啊。但我现在会不会想要消费自己家庭故事的那种念头愈来愈清楚明显？”

卢盈良内心的纠结，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他的团队只能告诉他：“你要想拍的话，就好好拍下来。毕竟这是妈妈第一次去看海。”于是他豁出去了，这场拍摄妈妈看海的旅程，成了这部纪录片裡一场需要事先勘景并申请台铁许可才能完成拍摄的美丽设计，并且出动双机和另一位摄影师，把卢盈良自己也拍了进去。身为导演、儿子、拍摄者、被摄者的众多身分，至此已完全无法分割。

“为什麽会带妈妈去看宜兰的海？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很多地方，那是我自己看过最漂亮的海。我想把我看过最漂亮的海分享给她。我想带她看蓝天白云有沙滩的海，而不是像嘉义的都是蚵棚。”

母亲说，“我没看过海，你都不信。”卢盈良（右）最后扛著摄影机、带母亲坐火车，记录下她第一次看海的画面。（剧照提供／传影互动）

“我妈也不太有机会来台北做长途旅行，可以跟我在外面过一夜。我就是要很明白地让看的人知道，这是我想帮我妈圆的愿望，这就是设计出来的，我是人家的儿子，而且我对这件事很在意，我必须带她去做这件事。我也不会去想你们买不买单，只是想把儿子跟妈妈相处的画面好好拍下来。那天我们也多安排一位摄影师，因为那个时刻太难得了，我也想把自己留在那裡面，那是我跟我母亲第一次出游，我想好好地记录下来。”

绕了一段长路，才走到神明面前

过去因对家中的反感和逃避，卢盈良从未到家顶楼的神明厅去拜拜，直到因拍摄《神人之家》而有的这几年历程，才让他感觉似乎真有某种力量在指引著些什麽：“从我妈给我那通电话开始，到我回去想要留下家庭影像这些事情，我后来曾经有想过，这整个剧本一直到现在，似乎是某些神明已经写好的。”

“好像从我18岁开始离家，就注定要回来做这些事情。曾经觉得自己被遗弃或想逃离，但如今回顾，好像变成那个过程是必须的，因为那个过程而产生距离感之后，我才会回去做这些事情拍这个片。这让我觉得很宿命，好像神明早安排好的。”

但讽刺的是，卢盈良第一次上楼拜拜，是他父亲离世以后。他哽咽地说：“从我爸确定癌症而且不接受化疗那时候，我心裡就一直在想，我爸那些医疗住院看护等花费，所有这些开销费用一定会落到我身上来，其实我也付不出来，其实我有偷偷在心裡跟神明说，我希望我爸可以赶快走，一方面不要痛苦那麽久，一方面我觉得我负担不了。而且他走了对大家都好，他不用那麽痛苦，我们也不用再这样子继续讨厌他，不需要大家再这样很痛苦地相处，不需要再去负担他的很多经济上、情感上或病情等状况。”

“这一生我求的事，好像没有一件应验，只有这件事就如我的愿了。”

这样的想法，让他觉得自己自私又不孝。去向家裡的玄天上帝拜拜，究竟是感谢神明还是向神明忏悔？神明厅只不过就在家裡透天厝的四楼，卢盈良却绕了太大一段路，才终于走到了神明的面前。

卢盈良的爸爸因为沉迷签赌而赌上了全家，妈妈因为对丈夫的爱而赌上了自己的一生，哥哥则因对神明的奉献而赌上了一生的生涯。然而，在父亲走后，这一家人却也因为《神人之家》这部电影而重新以另一种形式凝聚。因为要定剪，卢盈良问家人要不要看片，他们总说“不用，这是你的作品”，但终究有些事情需要讨论，家人因此成立一个手机群组。

“我后来听姪子讲，才知道原来别人家都有群组，现在我们家也有群组了。这部片终于也让我们愈来愈像一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