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影展、艺术圈享誉盛名的中国独立导演王兵，今年（2023）以新作《青春》第一部曲《春》、《黑衣人》双料入围坎城影展，前者也入围第6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青春》是王兵耗时5年记录浙江小镇年轻工人们的劳动情景，片中没有主角，由一位位青年的日常编织串起，娓娓道出中国资本主义兴起后，一个新时代的状态。

一开始，因为条件限制，王兵选择以DV拍摄的纪录片形式创作，如今，纪录片已是他20年来追寻影像意义的方向，他对电影语言感受之细腻，宛如他的电影语言，不带批判地观察社会，深刻记录人物模样。

《青春（春）》法国、卢森堡、荷兰｜2023

入围第60届金马奖奖项：纪录片

浙江织里镇，中国的童装生产中心，汇集30多万名外来工人。工资按件计酬，工人日夜赶工只为多挣钱，遍闻机杼声，少见人休息。他们多在20岁上下，仍是青春少年，把缝纫机当游戏机比快，忙裡偷閒、打情骂俏；但也就快成为大人，面临未婚生子，开始对薪资锱铢必较。王兵历经5年漫长拍摄，将多位被摄者的日常，串成珠玉，编为织锦，不妄加批判，细腻呈现劳动青年生存样态。

王兵

生于中国，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毕业，观照中国底层百姓的写实生活。2002年以超过9小时的《铁西区》一跃成为具代表性的中国独立导演，作品包括《和凤鸣》、《夹边沟》、《三姊妹》、《死灵魂》等。2017年纪录片《方绣英》获卢卡诺影展金豹奖，2023年《青春（春）》入选坎城影展正式竞赛。

与远在巴黎的王兵远端连线，採访还未开始，他先开口说：“我现在这裡（中午）12点多，能不能1点前结束？还有工作。”在今年坎城影展的《青春》第一部曲《春》的首映会上，他曾说自己喜欢且愿意劳动，从其创作历程可推敲一二。

2002年他推出《铁西区》，2007年推出第二部作品《和凤鸣》，至此后他不辍创作，2007年至2018年，几乎年年有新作。今年56岁的王兵好像仍在追赶著什麽，想要把眼前飞快的中国变化拍下，深怕一晃眼便消失。但回应自己电影裡的景况，他说：

“在我的电影裡，总是在徘徊的问题──我觉得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当所有劳动者，在不公平的状态下不断地劳动，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希望变成他人的工具，但事实上，很多人这辈子的命运，就是别人的工具。”

王兵透过长期蹲点，拍出多部深邃的中国电影，屡获各大国际奖项肯定。（图片提供／王兵）

2002年，王兵完成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铁西区》，记录辽宁渖阳铁西区工厂的下岗潮。全片分为三部曲：《工厂》、《艳粉街》和《铁路》，总共时长9小时，全片毫无旁白，没有明确故事线，全是工人们的真实日常，劳动、娱乐、打架、洗澡⋯⋯。开场随火车进入白雪皑皑的铁西区，再以火车驶进无尽黑暗作结，静静地述说计划经济黯然退场后，不知何去何从的工人们。

《铁西区》在国际收穫多项大奖，2004年，王兵受邀参与坎城影展基石单元写作计画，在当地生活半年，之后的每年，王兵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待在法国，“后来所有项目也都跟法国合作，工作人员也都在巴黎，这裡可能是除了中国，我最熟悉的地方了。”2017年，王兵正式长居于巴黎。

在那之前，出生渖阳的王兵，曾移居至浙江湖州长住多年，记录吴兴区织里镇的故事。织里镇，镇如其名，号称​中国童装之都，拥有上万家童装制造工厂，中国有7、8成童装皆出自于此地，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来到此地谋生。

到南方记录市场经济时代下，寻苦钱的工人们

中国市场经济兴起后，数以万计的农民工长途跋涉来到织里镇挣钱。图为《苦钱》剧照。（剧照提供／前景娱乐）

王兵一直都想拍摄长江流域的故事，但选择织里镇是偶然的。他跟著云南打工的小孩来到这裡，决定拿起摄影机。

“中国是人口密集的国家，农民数量巨大，在市场经济兴起以后，出现新的生产模式，这些农民也获得一些自由，包括工作与生活的选择，当然这种自由是引导性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那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电影工作者，你说我做什麽？就是拍拍他们。”

其作品《苦钱》、《15小时》，以及今年入围坎城影展主竞赛单元的《青春》第一部曲《春》，都是织里镇纺织工厂工人劳动的故事。

纺织工厂的工作并不轻鬆，一日工时长达15小时，从早上8点至晚上11点。王兵将工人一日生活制作成纪实影像《15小时》，于希腊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播映，不断循环播放的《15小时》，宛如这些工人的每一日；《苦钱》，片名取自这群工人的自嘲，他们不说“去工作了”，而是“去寻苦钱了”。苦，不只工时长，更是原本冀望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成真，反而愈生压抑难耐。

相比之下，《春》显得生气、有活力。王兵将镜头对准工厂裡的年轻人，还未深陷生活的难，不寻苦钱，他们做工之时，随音乐哼唱华语流行歌曲，谈情说爱，也想像未来。“这个产业的工人，相对年轻或处壮年，多数在40岁以下，体力好，灵活，每天做的数量多，挣的钱也相对多，但会随著时间被淘汰。一般从17、18岁开始做，大约2年后，技术就完全成熟，从20岁做到40岁也有20年了，年龄再大的人，会去做饭、钉扣子、做包装。”

在《青春》第一部曲《春》中，王兵将镜头对准纺织工厂裡的年轻人，以多个单独个人的情节串起，每场约20分钟，共有9个段落。（剧照提供／前景娱乐）

《青春》同样将是长达9个多小时的三部曲，《春》、《苦》、《归》，第三部曲《归》甫完成后制，正回头进行第二部曲《苦》的剪辑工作，《春》裡工厂青年的青春与活力，将随《苦》、《归》走往不同的人生方向。相隔20馀年，王兵从最早《铁西区》的中国北方计划经济退场，转场至中国南方市场经济的竞争、拼命。再次制作三部曲，是为了理解此时此刻的中国。

“我生活在黄河流域，所受的教育和文化都是北方的、相对传统的。虽然对长江流域的文化并不陌生，但毕竟没生活在那，对于那裡的人，只是一种想像，很难做到精确的判断。透过拍片，也是增加了解这种生活的途径。某种程度，上海代表著中国过去百年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未来的世界肯定是多文化的，或者说与其他地域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相互认同。所以对我来说，想花点时间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状态。”

不同于计划经济底下的工厂运作，织里镇自有逻辑，整个资金系统靠著彼此互相的信任与支持，不需要银行，与店家老闆订货，多是赊帐，等到卖出衣服有钱了，再还款。老闆与工人们也是如此，工人们打工前并不知道酬劳，半年后才结算。

“这款麻烦一点，有花边，还有三层。是看麻不麻烦，我们不会乱说的。”

“这款麻烦点，但它要小一点。这两款都6块5毛，你只是相差2毛5分钱。”

《春》的后半部，工人们围在一起讨论不同款式的单件酬劳，依照工序繁複程度，与老闆讨价还价，也发生两方达不到共识，僵持多日。

有限条件，造就王兵的电影语言

“那个人在谈工价，老闆给太低了，一个人挣1、2万块钱，没结帐，都在那边吵。应该去拍一下，这是真实的。”

王兵没想过什麽是“应该拍的”，“很多故事是在未知状态下逐渐形成的”。《青春》原先片名为《上海青年》，“那就是一个计画书嘛，临时取的名字。等到影片快出来的时候，才在想应该叫什麽名字。这个影片的人物比较多、故事线索很庞杂，那人物都比较年轻，就叫青春好了。青春，不是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的特质）。”他强调，《青春》不是群像，而是一个个发生于单独个人的情节，每场约20分钟，共有9个段落，有些人仅出现一回，有些人重複多次。

“我觉得用‘选’这个字不对，我们没有一定要拍谁，都是拍摄时才能确定谁能拍、谁不能拍，有些人拍起来自由些，那就多拍一点。它（拍摄）不是规定好的，是非常自由的状态。”

王兵的镜头总是能进入最私密的场景，好似完全自由。《青春》裡，跟随这群年轻人进到各种私密的私人领域，在镜头前，他们说出意外怀孕、与老闆借钱、巷弄裡把妹、与同事大打出手⋯⋯。更早的《铁西区》裡，男性工人甚至裸身，自然地行过摄影机。

镜头后的王兵，安静地观看，任由这些个人发生所有事。对他来说，在他眼裡，所有理解都是相对的，他也正在观察。但首先，必须先建立自由表达的叙事方式。

王兵有股特别气息，让被摄对象能在其面前流露真情，许多被摄对象都与他在微信保持联繫，与《春》裡的年轻人亦是，不过，也因为《青春》在巴黎进行后制，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机会观看作品。

王兵的镜头总是能进入最私密的场景，在《青春》第一部曲《春》中，工厂青年们在镜头前说出意外怀孕、与老闆借钱、巷弄裡把妹、与同事大打出手⋯⋯。（剧照提供／前景娱乐）

谈及自由，不免想问：《青春》裡的年轻人真的有自由吗？他回：“相比计划经济，那自由大多了。计划经济时期，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能选择居住地。那这些乡村裡来的人呢，要不做电子类，要不做建筑工，要不做服装，能选择的是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在这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从学徒慢慢变成熟练的工人，一年一年看哪裡可以挣得更多。所谓理想，必定是在他的可见范围内去选择的。”

理想是相对的。对王兵来说，限制与条件，也是一种选择，造就他独有的电影语言。

14岁时，王兵父亲意外身亡，他接替父亲在建筑设计公司的工作，本来想进修建筑专业，成为一位建筑师，“建筑学院分数比较高，我没有上高中，直接去考是相对困难的。”王兵转而报考艺术学院，进入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曾为了课上作业，到铁西区拍摄。

毕业后，王兵再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摄影专业在中国发展得晚，主要工作需求集中在媒体，但到媒体工作不是我的愿望，所以选择继续学习，未来从事职业可能宽泛些。”当时仍未想过未来会从事导演，“最初没有想过做导演，觉得当摄影师也不错。但因为所有电影计画都以导演为中心，摄影师的工作特别被动，才开始想自己开始（创作）。”

原先，他想拍摄关于铁西区的剧情片，但没有资金，决定改以手持式数位录影机（DV），一个人走进铁西区。

《铁西区》是最早一代的数位录像设备的电影作品，当全球电影工业仍在使用胶卷拍摄，王兵已将电影语言带进紧密的中国社会，穿梭于人群与生活，捕捉细腻情感。

追求电影最原始的美学

1997年，市面出现DV，亲民价格、使用上的机动性等特性，推进中国独立电影制作的进程，跳脱电影学院的那一套逻辑，创作者拿著DV走入社会，拍摄真实直接的故事，许多埋藏檯面下的深刻问题一一被记录。也因而造就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王兵也是代表导演之一。

王兵总是将目光对准那些在大时代下求存的个人。《青春》、《铁西区》和《三姐妹》紧扣生活与劳动；纪录片《和凤鸣》、《死灵魂》及剧情片《夹边沟》，都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右倾斗争运动下的倖存人物；《疯爱》则记录云南一所精神病院裡，男性患者们的生活。

看似夹带宏大的历史语彙，但王兵澄清，从来没有这种创作欲望。“首先呢，艺术是针对个人的。那麽，虽然我拍的是个体，但肯定跟当时社会环境有所关係。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一个题材延展出去就会很宽阔，才让人感觉拍摄宏大叙事的意图。”

DV问世之后的十馀年，独立影展曾在中国遍地开花。流亡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回忆，王兵的《铁西区》、《和凤鸣》都曾在中国放映过，但再之后王兵及其作品几乎不再在中国正式亮相，“他是边缘中的边缘，中国独立影像已经非常边缘了，但他在这个群体更边缘的位置。”应亮也坦言，不少王兵作品，他也是用非法盗版方式观看。

确实，网路一搜，不难找到王兵的作品。採访中问及他，难道不会特别想让中国人看到您所拍摄的中国故事吗？王兵笑笑地说：“我没有这样的愿望，我觉得在网络上（盗版）、DVD能看到也不错。”如今社会，影像散布之快之多元，王兵在意不了这麽多，他关心影像本身。

问及《春》入围金马奖，他也是一样态度。“我没有报名，是当地发行商处理的。对导演来说，首映一般来说比较重要，首映以后，电影去哪裡在哪裡，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电影已是分散化的状态，像今年的《春》、《黑衣人》也会在很多地方放映，我就不再花精力考虑。”

“我是一个艺术家，是从事影像的人，我不只是在使用这个材料，同时也研究它，关注它产生的过程、产生的意义。就像卢米埃尔兄弟（frères Lumière）拍了《火车进站》，那一刻，我们怎麽去看待电影的产生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原始动力到底是什麽？”

王兵其实早有答案。“当然，只要机器还在运转，从第一刻起就开始记录。记录性是影像和电影的活力来源。”

他强调，虽然拍纪录片，但自己始终在追求电影最原始的美学。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研发处处长林木材也说，王兵作品是很直观、很有规模的实验性创作，“与正规电影完全不同，虽然是纪录片，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制作电影上的美学、叙事思考，原创性很强。”

纪录片平台CNEX创办人蒋显斌长期关注王兵，认为他的长镜头观察精准，作品时长到有时甚至需要带便当进场，他说，王兵作品很挑观众，特别传散在艺术类型的影展和展览空间、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裡，没有被训练过眼睛的大众未必能理解其表达，“但硬核电影节与观众很爱他，或是说很珍视他的存在。”

王兵作品将目光对准那些在大时代下求存的个人，但他强调，并没有宏大叙事的企图，拍摄的都是个体。图为《苦钱》剧照。（剧照提供／前景娱乐）

王兵透过长期蹲点，拍出深邃的中国电影，收穫各大国际奖项肯定，但藏于幕后的，是他20多年来对影像美学的追求与累积。而观众，会需要时间理解他的作品。“我这一类电影呢，没有想要创造高收入的需求，但可能持续都会有人观看，需要时间慢慢叠加观众群，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这种漫长，是从有限到无限的酝酿。“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影像并不专属于电影，它也是艺术的载体，属于一切可能。”

谈及未来创作，他同样想像有任何可能。“所有情况都是迅速在调整的，工作重心不在中国了，那可能就换种方式吧，可能我就不会再拍纪录片了，或者题材选择上会拍其他的。现在不是以前，好像你是这个国家的人，就只能拍这个国家的电影，世界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别人不会给你任何限定。”王兵说：

“所有的限定都是来自于自身。”

“刚进入电影行业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麽电影，可能多数人选择故事片，但对我来说，那是不太现实的选择，所以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选择了纪录片。很多事情很难讲，你的理想是什麽，最后实现的又是什麽。”从一开始，王兵就没设限自己。